也谈“室外植物墙花箱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现阶段的中国 厦门宝振科技

　　《还土地和景观以完整的意义：再论“景观设计学”之于“风景园林”》一文的主要论点是：LA是协调人与自然的手段。就是处理“一切关于人类使用土地及户外空间的问题”，其实就是西蒙兹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阅读西蒙兹的《景观设计学》一书可以感觉到作者这种强烈的人地危机感，进而主张人类要对大自然表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态度，去表现人类的善意，去协调人地两者的关系，通过LA专业运作，去修复和祢补人类的过失。文章当中所论述的无非是对西蒙兹景观学观点的诠析，看不到俞博士的新见解。

　　诚然，西蒙兹的景观设计学观点代表了世界最新的LA理论，但是我们要深入剖析这个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源头。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完成了其城市化进程，LA行业逐渐走入困境，为了行业的发展必然要注入新的内容和理论，所以美国的LA行业把服务范围从城市及小镇向“国土化”和“全地球”的范围扩展，同时与环保、生态等理论进行结合，发展到今天的LA新概念。使美国的LA行业获得新的生机和开拓了新的领域。

　　而今天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已经达到了40%的程度，但是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近6亿人是成为城市人口了，可能包括了大部分“进了城”的民工，但是，这些人在城市里面算不算真正的被“90度花盆城市化”了的呢？以湛江市为例来说，目前的城市化人口是20%，湛江的发展水平相对全国来说是属于中等水平，以此推断，实际上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也就是在20%多。俞博士认为：“ 中国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内，人口翻到了三倍，而城市化程度将从过去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十几，猛增到今后近十年内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估计是不是太过于乐观了一点？

　　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是这也只能算是正处于初级阶段，这个时期，国内LA行业的从业者们正在街头巷尾开发区种花养草搞景观，为生计奔波，哪会去顾及什么与自然的情感等问题？现在如果硬要大家在“户内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去关心“户外问题”是不是有点过于武断了一点？作为国内LA理论的研究者一方面要走在实践的前面，另一方面也要正确的把握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LA行业的发展不会是美国LA行业发展的翻版，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问题和需要，为什么硬要在现阶段上硬和别人接轨？俞博士认为：“ 在美国的设计学科中，是先有LA，再有Urban Planning（见俞孔坚植物墙，1998）。而LA与后来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分野在于，后者走向了更偏向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都市计划。”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在新中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的城市规划学科教育远比LA教育来的早和来得完善，这一点，相信俞博士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的。

　　西蒙兹对东方的自然观倍加赞赏，并且把LA的理论提高到了一种哲学的境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和应该认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他的理论当成行业发展的金科玉律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俞博士是西蒙兹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以此为理论依据在中国实践着，这是可喜的，我们要站在更高一点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这个理论它是先进的，但不是唯一的和完美的，在这阶段的中国来说，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先进性，可以使我们对人地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增强环境意识，并通过专业的运作改善环境和生态系统，对土地和环境做出更为长远的、合理的规划。然而实践上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更加灵活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形式，拘泥于一家之言无益于学科的发展和壮大。学习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超越，这样人类历史才会有发展，人类的未来才会更加光明。在LA问题上也是这样，全世界都在寻找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不会只是一个，不能只是一个思路一条道，对“XXX主义”的过于崇拜已经使中国人吃够了苦头，作为新时期的学者们应该更加清楚理论是可以指导实践，但也会误导实践。

　　“所谓’未来’，是因为要在中国接受’土地设计学’的名称，尚需要等待更多人对LA的深刻认识，真正彻底抛弃唯美论，回到景观作为土地的完全含义，并认识到景观的本质含义是土地，把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作为设计的核心。”没有必要对认为LA是“美的”的看法归纳成“唯美论”，就象讨论园林是科学还是艺术一样没有必要，要是认为LA是科学多于艺术是幼稚的，依照西蒙兹的意思，LA也是一种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艺术。艺术就是美的化身，这种美不是视觉的美，是看不到的上升了的美。美来源于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是人类的一种经验和感觉，真正来源于人类的功利性，更深层次来说对人类生存发展有利的就是美的，所以凭什么说LA是科学多于艺术？

　　俞博士的对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的认识是深刻的，理论也是先进的，但引进的理论还必须有个消化和筛选的过程，这些年俞博士及他的理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的园林人，但学术界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任何的学说和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需要不断的综合、实践和总结发展。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论也是需要发展和总结的。在现阶段的中国，LA学术界理论比较贫乏的情况底下，西蒙兹理论的一枝独秀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结合中国的情况，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发展我们的LA理论体系，甚至在立交桥绿化容器未来自成一家也是可能的。

　　“正如McHarg所说：’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 和 Pardal，1992，P30)。”俨然一副救世主的作派并不是园林人的真正面目，实际上，我们是提着公文包满街兜生意的一群人，我们在为了生存而满怀焦虑，理论不要太超脱于实际，这样一来会成为历史的笑话。在城市向外扩展\旧城危房急需改造的今天，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其他的问题，即使是明白到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社会发展是中卉花盆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任何阶段都有主次缓急的事情和任务。我们不能为了行业自身利益而弃国家发展大计而不顾。单从环境的角度出发来看，最好的发展就是不发展，这样不会产生污染，不会破坏环境，难道要让人类生活在类似恐龙生活的状态当中，连工具都不用，用牙齿来撕咬和搏斗，面对大自然的淫威而无可奈何？古人的“中庸之道”即是说明一个问题：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权衡，找出平衡点，才不至于偏激，以至于“阴阳失调”。

　　在我们的中国景观界中，生态权威主义的“攻城夺寨&rdqu生态景观o;让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清醒，学术性的东西被请上神坛，上演了一阵比一阵狂热的集体膜拜。“谁不懂哈佛生态理论，谁就是老土”，这是现代园林人的感受；而在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考量上，有意无意地，美国思维——在我们的思想中若隐若现。当以美国思维为立场看世界一旦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将悲哀地发现，除了黄皮肤和黑头发能证明我们本质的存在外，我们将如无根的浮萍，迷失在全球一体化的喧嚣大潮中。

　　“而在美国，用Landscape architecture替代Landscape gardening的时代，正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如果说在Olmsted时代的Landscape概念尚保留较多的田园牧场的英国浪漫主义情调的话，到了McHarg时代，则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和生态学及环境运动主导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的设计。”——既然俞博士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就不能客观地分析一下，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McHarg时代还是Olmsted时代？我认为，我们正好是处在Olmsted时代，因为我们正在重复着Olmsted的工作：在城市当中搞“绿心”，致力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仅此而已，对于其他更大国土范围的环境改善动作，政府和企业都暂时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