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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道植物墙花盆树、道路绿化树种和苗圃 厦门宝振科技

   一、北京早期的行道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0—219年),修筑了从咸阳通今北京并向东经遵化、山海关至辽东半岛;向东北经古北口通承德;向西北经居庸关至怀来、宣化的四条驰道。这些驰道旁都有行道树。《汉书·贾山传》中说“驰道宽五十步(每步合五尺),三丈而树,树以青松”。
 
  辽代南京位于今北京城西南,城垣沿唐藩镇旧城营缮。契丹统和十五年(997年)正月,圣宗令诸道种树。
 
  金代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在辽南京旧址建成。大定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命都门外夹道重行栽植柳树各百里。
 
  元代,大汗忽必烈命令在大路两旁广泛栽植一种长得很高大的树木,每株间隔不得超过两步。
 
  以上的行道树均指在郊区的正式官道上种植,其作用一是夏季可供路人乘凉;二是冬季大雪封地时起路标作用;三是一定里程栽3—5株,起里程碑作用。当时城垣内路旁栽树尚无记载。
 
  明代,迁都北京后,对元大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挖紫禁城筒子河,修南海,将北城墙南移,城墙改砌砖等。明末,城内开始栽植行道树,紫禁城四周夹道皆槐树,十步一株。从东华门至景山,夹道也都植有槐树,今景山西街仍留有当时栽植的古槐数株,至今已300多年。
 
  清代,北京城市行道树的种植有较大的发展。康熙三十三年(1694),因天坛风沙淤塞,于天坛外大路旁植柳树御风,所栽植树木交巡捕三营看守。清末,北京的一些主要街道绿化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前门大街杨、柳、合欢混栽于街道两侧。宣统二年(1910)春,由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道路两旁栽植行道树,绿化街道58条,栽植国槐、刺槐、柳树,共11510株。
 
  民国初期,由警察厅主办北京的行道树,每年春季均有少量栽植,但成活及养护管理均不好。
 
  民国十四年(1925)1月31日,市政府在全市行道树勘察报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树,除景山前街有梓树、楸树(实际应为黄金树),天安门前有绒花树(合欢树),西皇城根有柳树外,其余多属槐树(国槐、刺槐)”。民国十七年(1928),改由北平市工务局管理行道树。民国二十三(1934),由北平市农事试验场林务股主管行道树。民国二十二年(1933),袁良任北平市长期间,由市政府技师孙葆琦拟就北平市行道树计划,阐述了种植行道树之必要性,建议建立专业苗圃,定向培育苗木,最后提出由商铺、住户各自管理与统一管理相结合。民国二十七年(1938),北立体绿化花盆平农事试验场林艺股,连同行道树一并交市政府工务局。民国三十四年(1945),北平市政府统计,全市行道树共有国槐、刺槐、美杨、毛白杨、栾树、柳树、合欢、芩叶枫、元宝枫、黄金树、梓树、龙爪槐、龙须柳、榆、桑、椿树16种乔木24045株。以前城市中栽植行道树用的各类苗木,都是临时从花商手中购买,规格不全、品种稀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市政府统计,仅有行道树9100株。民国十四年(1925)8月,由北京市政工所创办的先农坛外坛西北角专门培育行道树用苗的苗圃于1943年被日本侵略军兵营占用。
 
  二、园林苗木的培育
 
  建立培育道路绿化用苗的大型苗圃,是从北京市解放后开始的。
 
  1949年2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农林实验场接收了沙窝苗圃、德胜门苗圃和地坛苗圃,土地总面积30.26hm2,在圃苗木共28个品种14万株,规格杂乱,质量很差。政府首先对苗圃进行了整理,淘汰劣苗、繁殖新苗、开培训班、培养人材、扩充土地、增辟苗圃、广泛引种、大量培育绿化用树苗。从1949年到1957年底,共繁殖苗木3575万株,出圃供应绿化663万株,1957年底,在圃苗木1460万株。从1986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繁殖317万株,苗木在圃量为851万株,每年平均出圃苗木145.8万株。1991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繁殖近200万株,苗木在圃量近800万株,平均每年出圃150万株。
 
  到1990年底,城近郊区道路绿化总面积达2525.78 hm2。共有树木209种303.22立体绿化花盆万株,绿篱19.3万株,攀缘植物9.7万株,草坪157.38万m2,宿根花卉5.59万m2,绿化覆盖率34.46%。到2000年底,城近郊区道路绿化总面积达到5189 hm2,共有树木近300种3190万株,绿篱2087万m,草坪4567.13万m2,宿根花卉115万m2,绿化覆盖率36.34%。
 
  这么多道路绿化用苗,由于要求规格大、树型整齐一致,因此绝大多数出自园林局苗圃。八十年代开始,苗圃有计划地为市政工程(主要是行道树)定植大苗,如1986年苗圃定植大苗64个品种,备苗45万株,占地3000亩。特大规格苗由绿地、片林抽稀解决。
 
  三、道路绿化功能的变化
 
  (一)从公元前770年,周朝开始至明末清初,二千多年间,在郊野公路植树,其作用仅限于为过往行人乘凉、休息、雪天作为路标记示里程,实际在某些区域对农田也起一定防护作用。这个时期城市人口尚稀少,或许有少数街道栽种有树木,但也疏于记载。
 
  (二)明末清初,北京城内“天坛因风沙游塞”开始植行道树,以后在一些主要的稍宽点的道路两侧开始种植行道树。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做到了路修到哪儿行道树就能栽到哪儿,而且从一条路两行树发展到三块板路。1989年的北四环发展到四块板,上下路之间的隔离带一般都较宽,用各种植物材料美化,不仅解决了车辆会车时眩光问题,也增加了城市的绿化面积。
 
  (四)进入九十年代,由于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交流,国际旅游业迅猛发展,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环境问题被提到了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二十一世纪的道路绿化就不单纯是遮荫、路标、休息等方面的作用,而是和城市绿地合为一体,作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美化市容中卉屋顶的一种重要手段。
 
  四、目前道路绿化亟待重视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如何解决好行道树的营养面积与透气铺装问题
 
  按照园林树木营养面积的学说,“树木垂直投影面积是树木根系分布区,即营养面积”,中年树根系分布略大于此,老树则不及此面积。
 
  城市道路两侧由于埋设有多种市政管线,因此给行道树留的营养面积都较小。一般大型道路一侧为路树留出2—3m的断面,中、小型道路留出1.5—2m的断面。大型道路按8m的株距计算,每棵路树预留的营养面积应为16—24 m2,中型路按6m的株距计算,每棵路树预留营养面积应为9—12 m2,在城市土地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预留出这么大的营养面积,应当说不算太小,但实际状况是只给每棵树预留出了2.25 m2 (1.5×1.5m)的树堰。
 
  道路规划是线性规划,地上、地下均按断面来划分,按线给面积。对行道树的面积也是如此划分的,为什么出现行道树只给树堰那么点面积?主要是怪我们自己退让。多年前,株距之间的地面一般都裸露,雨天时,人从上面走过将泥土带到路面;有的虽在株距间种过草,但由于行人践踏,保存得很差,于是就请道路部门将这些地段视同人行道一并铺上了路与砖,这种作法应该改变。改变后不是不铺装,但要铺能透气、透水的地面砖。目前,有些公园用一般建筑用砖铺地面,效果虽好,但铺在人行道旁,色彩会不协调,应该研制既能透水、透气,颜色又能与人行道相协调的砖材。
 
  实现这一转变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相应加以解决:
 
  1.树屋面塑料花盆木的营养面积比树堰加大10倍后,相应的植树换土量也加大10倍,预算、定额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2.扩大的树木营养面积,既要使树木根系生长、发育,又要使人行道路平整,那么土壤的容重以什么树木为标准,不同级别的路、行人数量的多少也应有区别,应做专题试验。
 
  3.地面透气铺装有哪些材质可以利用,有多少种方法制作;既透气、又渗水、又耐践踏的矛盾如何统一。
 
  4.生根、营养土壤的配制也需要研究,至少分出快长乔木、慢长乔木及常绿树对土质的适应与要求。
 
  (二)树种多样化及合理配置问题
 
  树种应力求多样化。栽植树木越多,越忌千篇一律,越要多样化,道路绿化亦不例外。不同树种有不同的季相、色彩,能够更加丰富城市园林景观。
 
  道路绿化树种的多样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从局部地段考虑,如何多样化,主要靠设计人员根据当地的局部小气候条件、建筑、地形、面积以及周围环境,作出具有不同特色的设计;二是从全市考虑如何在不同路段栽植不同的树种。这类手法北京在几十年前就做过了,并取得比较好的评价,例如车公庄路的泡桐,三里河路的油松,化工路的核桃,万泉河路的杜仲,北中轴路的馒头柳、千头椿,东三环路的臭椿,北三环路的银杏,原西颐路(今中关村大街)的雄株毛白杨,复兴路的中国槐。尽管已经有十多个树种上路,但与发展着的北京还不是十分相称,有待开发的树种还很多。例如,供大型行道树用的树种有银杏雄株、君迁子雄株、绒毛白蜡雄株、栾树(分早、中、晚花),在一些地势稍洼处可种植美杨雄株、新疆杨、旱柳雄株等。供中型行道树用的树种有白榆、核桃、望春玉兰、杜仲、山桃、山杏、杜梨、山丁子、合欢、皂角、蝴蝶槐、刺槐、红花刺槐、千头椿、元宝枫、大叶椴、小叶椴、流苏雌株、楸树、梓树、黄金树、柿树,在一些地势低洼处可种植金丝垂柳、枫杨。供小型行道树用的树种有馒头柳、稠李、吴茱萸(臭檀)、卫矛、车梁木、北京丁香、龙桑、小叶朴等,另外在一些条件稍好的地方可种植如槲树(柞栎)、麻栎(橡树)、槲栎(小叶菠萝)。
 
  关于对树种的评价问题,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说任何一个树种都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用法。有的树种富有气势,如雄株毛白杨和银杏,干高挺拔、气势雄伟、树大荫浓,很适合于栽植在宽敞的街道;有些树种的花很美,这类观花树种应适当加大株距,使树冠光照好,花芽分化好,花团锦簇,如泡桐开花时满树的紫色、白色花朵,栾树在6—8月间分别开出金黄色的圆锥花序,国槐的花为黄色且落花满地,望春玉兰、山桃花三月就能开放,四月的山杏、梨花红白相间,花繁似锦,合欢、红花刺槐、刺槐于六月开出红白相间的花,流苏白色裂片状的花形十分奇特,秀丽可爱,楸树、梓树、黄金树是园林中常用的观花树种,稠李、车梁木、吴茱萸,北京丁香也都是很好的观花树种。有些树种观叶效果很好,如银杏到了秋季叶色金黄、景色很美;蝴蝶槐的叶子簇生象蝴蝶,元宝枫选秋季能变红的株种,深秋满树的红叶;其他如柿树、车梁木、卫矛、吴茱萸的叶子也都能变红;有些树种适于观果,最漂亮的数柿子,尤其是高庄柿,黄中带红,当叶子脱落后,果实要在树上再挂近月余。山丁子果实虽小,但数量最多,满树晶莹透明的鲜红果实在树叶脱落后仍能悬挂月余,观果海棠、车梁木与山茱萸,秋季均观红果,卫矛黄色果实开裂,露出鲜红色的假种皮,元宝枫、枫杨的果实象元宝;有的树种宜于观枝条及干皮,如山桃、山杏枝干皮紫红色、开裂,金丝垂柳及金枝国槐是冬季观枝树种。
 
  (三)关于道路绿化的复层结构问题
 
  复层结构问题的关键是乔、灌、草三者结构要合理。凡是复层结构一般说乔木栽植密度应适当放稀,为灌木及草坪留出生长空间。
 
  树种选择与搭配。东西向路,南侧的行道树处在高楼背阴处,应尽量选择耐荫树种,由于光照不足,花芽分化质量不好,尽量不选观花树种,下木的屋面绿化容器灌木宜选用常绿树加以人工造型或耐荫植物,如珍珠梅、金银木、天目琼花及荚蒾属植物,特别光照不好的地段可选择华北香薷等。草坪植物可选择麦冬草、崂峪苔草等。即使是在路的南侧,在楼房间隙也有一定的开阔地,有一定的光照,只要注意选择一些不太怕风的树种即可。路北侧对树种不太挑剔,多数地段背风向阳,这些地段可栽植一些边缘树种,常绿树中如广玉兰或狭叶广玉兰、雪松、乔松、大叶冬青、构骨等,下木则可选择金心黄杨、银边黄杨、大叶黄杨、枸橘、丝兰,甚至石楠、火棘、南天竹等,落叶树可选择青桐、合欢、悬铃木、各品种玉兰等,下木可选择腊梅、白鹃梅、各类栒子、各品种月季、各色寿星碧桃、紫荆、紫薇、江南槐、黄栌、木槿、花石榴、果石榴、山茱萸、紫珠、海州常山、金王子锦带、猬实、糯米条等。
 
  南北向路,一般均有半日光照,东西两侧相差较小,但东侧的下午光照要比西侧上午光照好,温度也高,长势也好于西侧,但冬季风害东侧要大于西侧。
 
  五、关于苗木的定向培育
 
  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市政公所创办先农坛行道树专用苗木培育苗圃,但规模很小。北京正式建立大规模的园林苗圃是从1952年开辟东北旺苗圃开始的,1953年建天坛苗圃,1954年建东北郊苗圃南场,1955年建东北郊苗圃北场,1956年建西南郊苗圃,1960年建小汤山苗圃,鼎盛时期的1990年底市属苗圃有8000余亩,区属苗圃2500余亩。在本市绿化用苗中,70—80%的苗木用于北京市绿化,另有部分余苗供应临近省份。七十年代时,有一年七个日本代表团来东北旺苗圃参观,他们说,日本国有苗圃、私有苗圃很多,但可供应作行道树用的品种、规格均不足,一条路树计划往往因买不到苗木而修改,即使有一品种,得几个规格凑或几个苗圃才能凑齐,由于树型培养方法各异,分枝点高度不同,树皮颜色也不甚相同,因此凑起来的路树很不一致。在城市大园林建设发展中,我认为就不能将苗圃全部推向市场,必须保留一部分土地,按照城市大园林的需要搞好定向育苗,有计划地开发新品种,培养城市大园林需要的多品种大规格的苗木,并根据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搞好囤苗,以保证反季节施工,作到四季植树。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大环境的绿化,尤其特殊苗木的供应,不能推向单纯的商业运作,既要讲究经济实效,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实效。北京是首都,还有一个全国的示范作用问题。解放五十年来,城市绿化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一大批苗圃,苗木是园林绿化的物质基础,过去如是,今后越是大发展越需要本地拥有足够的苗圃,对此万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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